救救孩子：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引言
在上一篇文章《从冰山消融到杀人诛心：聊一聊姜文和他的民国三部曲》中，最后一章的标题叫“历史终结处，教育兴起时”。这个标题实际上是从已故哲学家李泽厚的文章中“盗用”过来的。
“历史终结处”狭义地理解，有理想主义破灭的意味：一次次的探索失败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在地上建天国的乌托邦主义必将失败。大部分的革命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气质，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社会”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是如此，毛泽东在晚年发动的数次“革命”也是如此……但它们最终都像烟花般消失在夜空。人间是个失乐园，我们再也回不到伊甸园。
作为必将失败的乌托邦幻想，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呢？倒也不见得。从神权时代跌落到人权时代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只是有时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用错了方法。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注定无法依靠一群知识精英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理想国或社会模型，并用战争和革命的方法强行落地；但通过循序渐进的改良和修正，我们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完美的状态。这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继续革命”之殇的顾准，在劳改营和牛棚里得出的结论，他从此无比坚定地从理想主义（革命和乌托邦）转向经验主义（改良和修正）。这也是他留给后世非常重要的思想遗产。
当清醒地认识到改良和修正成为必选项的时候，教育的重要性也被空前地拔高了。早在清末和民国期间，蔡元培、梁启超、晏阳初、陈独秀、陶行知等人便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彼时，教育等同于启蒙，承担着改造国民性和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
但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社会各界却对当下的教育现状诟病颇多。有权力和财力的家长，选择了用脚投票，早早地把孩子送去国外，哪怕变成香蕉人也在所不惜；而大多数普通的家庭，只能在既定的规则下争取那点儿可怜的教育资源。频频爆出的学生和老师作奸犯科的事件、自杀事件，以及反杀父母和老师的事件，挑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最痛心的莫过于，父母长年累月地倾其所有，把孩子送进名牌大学，他却在入学后留下一纸遗书，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多的呵护和关怀，却培养不出父母、社会和国家想要的人才？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放大视野的宽度和广度，从更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时代环境、教育逻辑和教育现状。
我的答案是：教育问题只是表象，首先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容我慢慢讲来……
一、日益动荡的社会进化史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以非常精炼的文字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演变历程。
在原始社会，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并不大，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狩猎和繁殖，除此之外，便拥有人生中大量的闲暇时间。那是人类的幼年阶段，是伊甸园里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现在旅行到宁夏和内蒙古，在贺兰山（阿拉善）两侧的戈壁沙漠里，还保存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岩画，岩画中记录的大部分是先民们狩猎和娱乐的内容，当然还有对黑暗的恐惧。
那个时候的原始人并没有“教育”的概念，“教育”这个概念是在历史演进中被创生和虚构出来的。那时的教育内容也很简单朴素，主要是教会下一代如何采摘野果和狩猎，且多是在实战中学习。现在，非洲仍有少数原始部落延续祖先的这些经验和知识。
但这种生活也随着部族的迁徙和定居而发生改变，在学会了种植农作物（比如说小麦和稻谷）和驯养动物（比如说野牛、野马和禽类）之后，人类开始进入农牧社会，劳作强度也明显增加。我们在培育和驯化它们的同时，也被一种逐渐形成的新的生活范式规训着。异化便是从这个时候缓慢地开始的。从此，人类开始走出伊甸园，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漫长的农牧时代，受人口规模和技术条件所限，人们像银河中的繁星一样，散落在大大小小的草原和村庄，只能有限地改造自然（捕鱼、伐木、放牧、耕田、灌溉），并由此产生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哲学，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这些用于生存的经验和哲学也代代相传，千百年来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
工业革命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和美好，能源获取方式的进化（由煤到电，再到核能和生物能源），加剧了社会各阶层间的不平等，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同时，也迫使更多人离开村庄，涌向了资源更集中的新兴大都市。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城市（甚至是大都市），是工业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城市生存，成了工业革命后新的主流生活范式，有围墙的现代新式学校也在这一进程中应运而生。
在这种生活范式中，人和自然处在日渐隔离的状态，街道上虽然也有绿化树和其他植被，但那是在人为干预和支配下生长的“怪胎”，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看似更便利更丰富、实则更复杂更孤独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变得更脆弱、更敏感，也变得更麻木、更冷酷。
具体到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走过来的长辈们，经历物质生活从无到有、从有到丰的过程，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愁眉苦展甚至满身戾气，经常会很疑惑地发问或指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幸福感反而更低了？在这么好的新时代，没让你们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挨饿受冻，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对此，学者王东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而是我们的生存成本更高了。”
工业社会和农牧社会相比，在新的生活范式下，过完一生所需的资源和能量，是过去的N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生存压力也空前地加剧。因此，就倒逼着每个人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而那些消极、选择躺平不愿动的人，已经或必将慢慢被淘汰。工作，成了现代都市人群日渐重要甚至是几乎占据全部生命的内容。构建幸福所需的必备要素——闲暇时间，也几乎被压榨殆尽，还拿什么妄言幸福？这也就是恩格斯等人为什么要提出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的原因，必须在工作之余保障足够的闲暇时间。也许有某些人会说，我从小到大都不需要工作、到处旅行打卡，没觉得有什么明显的生存压力啊。那是因为你幸运，背后有无数人（包括但不限于你的父母，以及无数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替你负重前行。
不仅如此，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的能量总量虽然是守恒的，但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能源摄取方式的升级，必然会在更大范围内带来能量的涣散和混乱，加剧系统的动荡与不安，这便是我们常说的“熵”。
外部世界（社会系统）的动荡与不安，也会作用到每个个体身上，由物理到心理、由事实到情绪，这便是焦虑的来源。而进入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媒体，又在放大和加剧这种焦虑，由信息熵转变成精神熵。
相似的演变路径，王东岳在他的书《物演通论》里也讲得很清楚。他在书中提出“递弱代偿”理论，指出：存在度越高的事物（或系统），依存度越低；存在度越低的事物（或系统），依存度越高。这也就是说，越原始、越简单、越朴素的事物或系统，BUG越少，稳定性越好，存在时间越长。反之亦然。
这个理论对应到人类社会的演变史就是，原始社会要比农牧社会更稳定，农牧社会要比工业社会更稳定，工业社会要比信息社会更稳定。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存在度很低、依存度很高的时代。而且，从人类整体来看，这种动荡和不安还在加速，我们创造了一个悖谬丛生的世界，用个人的不懈努力，加速整个族群的灭亡。
这种变化，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者被“抛弃”的速度中，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来。
在农牧社会，你可以当一辈子农民或牧民，直到你干不动为止；在工业社会，你可以在企业或工厂工作到65岁退休；在互联网时代，过了35岁还想继续在底层当一名程序员（俗称码农），就会被嫌老。
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存在度，让自己活得长一点、死得慢一点？在无法反向简化系统的前提下，只能靠开源，与外部系统产生更深层的联结，让能量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通，降低熵增所带来的死亡压力。这也意味着，在日渐复杂的环境中，学会与他者的沟通和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至少在大浪淘沙中幸存下来的概率会大一些。
一个更冰冷的现实是，为了躲避死神的追逐，人们不得不争夺更多更优质的生存资源（能量），我们中的每个原子，不得不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永无止尽的竞争中，而“内卷”便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这是一种无效竞争，它既无法帮助我们在死神面前隐身，也无法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对我们提升生活质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我们所处时代的共性，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活得比上一代人更苦逼，也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焦虑的来源在哪里。而这些成人世界里不可名状的焦虑，大概率都会由父母和老师转嫁或投射给它们的孩子。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转嫁和投射，当事人（父母和老师）是不自知不自觉的，这便是变相“鸡娃”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孩子是成人世界的救命稻草和牺牲品。有人吸猫，有人鸡娃，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缓解自身的疲惫和焦虑。
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和国家，在更宏观的角度，进入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也把这种“救亡”和“富强”的紧迫感和焦虑，转嫁和投射给了它的“孩子”——十几亿老百姓身上。只不过，这种转嫁和投射是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的，甚至还有一套看似完备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做支撑。撸起袖子加油干，因为，美好生活是要靠奋斗得来的。
这在逻辑上没毛病，但不知为什么，每当看到类似的口号，我的脑海里就会自动跳出电影《私人订制》里，葛优“鼓励”郑恺的那句台词：“加油，好好干，明年哥给你娶个嫂子。”
回到王东岳的《物演通论》和“递弱代偿”，这个理论用于宏观层面——对事物演变的抽象概括，本身没有问题，在系统扩容和升级的过程中，一定是BUG越来越多，稳定性越来越差，“寿命”也不见得长。在动荡不安的复杂系统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光顾着填补生活中的漏洞（打补丁），就已经消耗了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
但在这个大趋势下，王东岳没有指出的是，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并非简单的一种制度或形态取代另一种制度或形态。农牧社会没有消灭原始状态，现在非洲也还有原始部落存在；工业社会没有消灭农牧业，现在也还有村庄和农民，并将长期存在；信息革命也没有彻底颠覆工业社会，依然需要工人从事物质生产、维持城市运转。
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更复杂更动荡的系统覆盖或兼容了另一个更简单更稳定的原初系统；甚至还可以说，那个更动荡的复杂系统，就是由无数个更简单更稳定的原初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农牧社会覆盖和兼容了原始部落，原始部落的扩张和升级，演变成了村庄；工业社会又覆盖和兼容了农牧社会，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农场和村庄，为城市运行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人才、食物以及矿物能源等）；信息革命又覆盖和兼容了工业社会，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变得更智能，并实现了不同城市间的信息（能量）流通。
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是覆盖、兼容和重组，而非取代和吞噬。这句话背后就暗含着复杂系统内部存在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微小的个体而言，多元化自然包含着选择空间的多样性。以购物消费为例，你可以选择微信或某宝在线支付，也可以使用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甚至可以去跳蚤市场以物换物。
由此类比到个体（原子）与时代（系统）更抽象的关系，一方面，你可以选择效仿西方的雅典人和犹太人，不遗余力地追求卓越，像牛顿、爱因斯坦、乔布斯和马斯克那样，完成由人到“神”的蜕变，这便是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的结尾中写到的“众神时代”。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效仿老子和道家的智慧，急流勇退、逆向而动，在一个相对朴素和稳定的系统中，过一种相对安全且舒适的生活，身心合一、不折腾，做一个乐天知命、逍遥自在的普通人。只不过，从大体而言，主流社会给逍遥派预留的空间，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问题的关键是，在信息洪流中，每个个体是否对自身的欲望和能力有清晰的认知，是否有独立判断和做选择的能力。
我所看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很苦，苦苦挣扎、哀怨丛生， 却不知苦从何来；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放弃抵抗、缴械投降、闭目塞听，麻木地随波逐流……
二、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社会演变
梳理完了时代共性，我们再来聊聊本土个性的部分，即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社会演变。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知里，“教”和“育”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彼此独立的概念，而不是现代意义的词组（education)。“教”是形声字，甲骨文的图像中，是大人手持教鞭施教的形状，这里既有教育者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意思，也有福柯所说的“规训和惩罚”的意思，但两者都在强调知识和经验的传承。“育”意为哺育或养育，满足一个生命来到世界后生长和发育所需的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物质能量的提供者，主要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的父母及其宗族（血缘纽带）；精神能量的提供者，主要是基于儒家伦理所塑造的社会共识（“大地母亲”，或者说，集体无意识）。从定义中也能看得出来，“教”带有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而“育”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两者一阳一阴，共同完成一个生命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蜕变。
这种注重经验传承和能量供给的教育理念，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在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农耕社会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和共识——“行有余力，乃学文”，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天资聪颖或家境富裕的孩子，才有机会进入私塾或学堂认字读书。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社会，识字与否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只要没有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大部分底层的农民（或者说庶民），依然能够活下去，这是因为生产和劳作的经验和知识代代相传，在文字之外。
我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白天背书包去学校上课，母亲便在晚上拿着村委发的教材去学校上扫盲课，但那个扫盲课没上多久就取消了，当地识字不多的妇女，积极性并不高；之后母亲照常养猪挑粪、种菜插秧。近三十年过去了，我去川西和西藏，那里依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会写汉字也不会说汉语，而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骑马放牧。补充一句，鲜肉网红丁真在出名之前，也不识几个汉字。
那么，这些被精挑细选出来孩子，寒窗苦读，到底是为了啥呢？主要还是为了参加科举，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跃升，说得浪漫一点也叫“经世致用”。总之，是目的性很明确的，功利性很强的。
也正因为老百姓的识字率低，文字和经典只掌握在少数“上位者”手中，它才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这一层意义上，对文字的垄断，潜在的隐喻是对权力的垄断。在印刷术和造纸术还不太发达的过去，秦始皇虽然敢焚书坑儒，但底层的老百姓在面对读书人以及有字的竹简或纸张时，是有一种朴素的敬畏心的。
而延续千年的科举取士，则是上位者为底层庶民开的一道门缝或独木桥，仅这一道缝隙，便有千军万马削尖了脑袋往里挤，白了少年头。
这种教育传统对国民性的塑造，影响至深。哪怕到了清末，戊戌变法强行废除了科举，改办西学，打破了读书与做官的强关联，但教育的强功利色彩还是埋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
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旧有很多家庭（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弱势群体）希望通过考大学和公务员来改写命运；而国家层面也是如此，“科教兴国”希望通过教育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而服务。所以，哪怕离开学校已经很多年，但每每在新闻上看到高三和复读的学生，在高考结束后集体撕书和欢庆的画面，我总是百感交集：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摆脱宏大叙事的裹挟。
回顾完中国的教育传统，我们再看看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演变。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用洋务派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变局”的内涵和方向是什么？受时代所限，而且自己也是局中人，当时的李鸿章没能给出明确的线索和答案。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已故的美籍华人学者和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他在多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说。
唐德刚教授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最为重要的特征和标志（前提），他把人类历史发展比作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变，期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瓶颈，是个“三峡”。
唐德刚教授把中国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过两次深刻的大转型。
第一次大转型，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一直到秦皇汉武之间，实现了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是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后，此一转型时间至少为两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动的。
唐德刚教授还指出，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宏观（历史之前进）是必然，微观有反复：转型从不是顺流直下的，而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然而，历史的前进，如帝制向民治转型，是大势，是任谁也无法否认和扭转的，然而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有时甚至会有历史的倒退回流（即所谓反动）。
根据唐德刚教授的说法，很显然，从清末到当代，我们就处在“历史三峡”的第二次转型期中。由于传统的力量（或者说，文化惯性的牵引力）实在过于强大，这种转型注定是异常痛苦的，无异于金蝉脱壳。同时，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带有转型期深刻的烙印和鲜明的色彩：新旧交织、捉摸不定、反复无常、彷徨迷茫。
首先，教育的强功利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主要目的仍旧是为救亡和富强而服务。同时，自清末到民国，再到当下，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西化和自主探索。这是从康有为和蔡元培就开始的。但这种探索并非完全一帆风顺，有些地方也有明显的倒退。举个例子，有不少学者（包括但不限于邓康延）就反映，民国时期的老课本就很有温度（人文关怀），而当下的教材却显得冰冷了许多。不仅如此，社会对讲台前的老师，也几乎失去了往日的那份敬意，由“先生”变成了“臭老九”。
这当然要归咎于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师只是打一份工，收一份钱。他们更多地是对考生的分数和学校的升学指标负责，而不是对学生的幸福和未来负责。或者说，在应试教育的导向下，他们坚定地认为：对分数和升学率负责，就约等于是对学生的幸福和未来负责。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很显然，这个信念在学生、家长、社会和用人单位那里，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既然应试教育有如此多值得诟病的地方，为什么不立马取消它，然后照搬欧美那套呢？
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在这个普遍不太公平公正的社会里，应试教育是相对能保障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模式之一，也是成本最低的模式之一。要不然，那些寒门学子拿什么改写自己的命运？上快手录直播吗？还是拿着身份证借裸贷？
如果把现行的应试教育类比成过去的科举考试，那么，欧美的那套制度就很像科举制盛行之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
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这两种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首先是鱼龙混杂，伪善之风盛行，就连鸡鸣狗盗之辈都在打造“孝廉”的人设。我在深圳的公益教育机构工作的时候，就有不少中学生是为了获得机构开具的社会实践活动证明，才来参加公益活动的，因为他们出国留学需要这方面的证明和材料。
另一弊端便是，仕途最终被拥有权力和资本的豪门大族所垄断，寒门再难出贵子。
在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之后，庶族地主出身的曹操早已手握军政大权，是个名副其实的僭主，但他为什么迟迟不肯称帝？不就是因为和豪门士族没谈拢嘛。而他的儿子曹丕为什么能称帝？不就是因为他接受了士族豪门提出的九品中正制嘛，此举实现了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利益妥协。而妥协的结果就是，新崛起的庶族地主阶层跃升的通道被阻断，也因此才需要后面的科举制，重新实现阶层流动。
这里多说一句，隋朝的短命，也和科举制度有一定关联（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隋炀帝时期首创的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豪门贵族对仕途的垄断，王权和贵族的矛盾被激化，使得王权在农民起义中渐渐失去豪门贵族的支持和保护，并推出新的利益代理人——李渊父子，取而代之。
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底层（庶民）的呼声也不能一直充耳不闻，从农民起义中走过来的李渊父子，自然很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于是科举制在唐朝大力推广，并逐步取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历经数代人（尤其是武则天）的努力，科举制最终发展成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制度和社会教育制度。“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科举制的盛行，豪门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与此同时，底层的新兴力量——庶族地主也登上历史舞台。中唐和晚唐的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都是庶族地主的代表，他们的家境都不算太富裕，但都有在朝廷为官的履历，他们的诗作也带有鲜明的社会底层的立场和呼声。
总而言之，科举制和应试教育，两者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选择被运用，但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逻辑——实用理性主导下的结果。这种实用理性和强功利色彩，也对当下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续着过去科举制的传统，我们当下的体制办学（包括义务教育和高校），依然承担着很重要的两项功能：人才选拔（分流）和社会教育（知识技能和意识形态的灌输）。
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对人才的选拔和分流。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一层层的考试，既决定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什么级别的公共教育资源，也决定了他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大致流向。从小学开始，便有所谓的重点班、普通班和后进班；进入中学以后，无论是小县城还是大城市，都有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之分；到了大学，也有名校、一本和二本之分。
在这个背景下，学区房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学区房本身是房地产概念，是开发商为了炒高楼价而创造出来的“怪胎”，但它的社会根源却和公共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有脱不开的干系。这个“怪胎”被创造出来后，除了买房压力骤升，又加剧了家长对应试教育的焦虑。
这套选拔机制就好比养鸡场。未受精的卵或坏蛋，首先被拣出来抛弃掉。小鸡破壳之后，长得快的鸡会被拣出来，给予更优质的环境和饲料，重点培养；而那些畸形的、发育不良的、肉质粗糙的、精神状态不达标的病鸡，要么被处理掉，要么廉价卖给炸鸡店，或是做成宠物饲料；而那些肉质鲜美的健康好鸡，则被护送到有权势或有钱人的餐桌上（或床上）……
那么问题来了，国家为什么要用这种“养鸡场”的模式办公共教育？最首要的目的，前文也有提过，“科教兴国”。作为一个古老且落后的民族，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体制教育要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而服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群众虽然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改变历史的永远是人群中极少数的卓越者，它需要一套筛选机制把这些潜在的卓越者从人群中精准地识别出来，并为“我”所用。
从目前来看，这套被许多人诟病的筛选机制，依然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有司也在不定期地出台一些政策或措施，排除甚至是打击影响这套机制有效运行的干扰因素。
前段时间，以“双减”的名义重拳打击校外培训行业，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针对应试教育而开发的一系列课外辅导班和题海战术，确实增加了普通学生的学习负担，但它更深层的影响是：大大降低了这套机制在人才筛选过程中的精准度。这一方面会导致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在教培强化训练中“脱颖而出”的“资质平庸”的学生（比如说我），在“不幸”进入名校后，无法承受“宏大叙事”之重。
但对于极少数真正有权有钱的家庭而言，这种所谓的“重拳”根本打不到他们身上。无论孩子的资质平庸与否，他们照样可以低调地聘请世界级双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给孩子当家教，还可以聘请世界级双一流大学的教授当导游，把全世界都变成孩子学习的课堂。当然，有这样财力的父母，多数也不屑于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读书。著名的变性艺人金星，很早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国外读书，一方面是因为她有钱，另一方面是她知道自己的孩子铁定通不过高考。玩不赢，就换个赛道！
打击校外培训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从经济角度去考量的。中国有多少嗷嗷待哺的学生，就有多少望子成龙的鸡娃家长；我们的父母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钱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钱也太好挣了，资本回报率也高；但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却非常短，从整体而言，如果大量的资本涌向这个行业，资本的利用率就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方面不惜让俞敏洪等人没饭吃，也要打击课外教培；另一方面又要鼓励校外研学机构的发展。因为，研学活动带有旅游服务业的性质（现在很多研学营都是旅行社在做），产业链很长，需要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如餐饮、交通、住宿、文化内容的挖掘和包装等）才能顺利开展。一块钱毛利的生意，好几十个人分。但这本质上还是在惦记中产家庭口袋里那点儿银子，只不过用这种方式把原本花在课外教培机构和辅导老师身上的钱，花在了别处，以期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复苏。
当然，在经济账之外，校外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机会走出课室和藩篱，到远方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多元文化，如鱼得水，这本身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养鸡场”模式方兴未艾的另一个原因，前文也有提到过。从集体主义和公共利益出发，我们国家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秉持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也就是要在短期内，在有限的教育投入和资源总量的前提下，实现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这也是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和国家在“探索阶段”所走的“弯路”和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造成了太多的伤害、欠下了太多的债，急需补上这块短板。
现在，我们国家虽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人均GDP排在世界第65位。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教育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
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为4.22%，虽然这已经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第9年占GDP的比例超过4%，但在国际上，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为4.9%，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5.1%，欠发达国家则为4.1%。这也意味着，国内的这一比例在国际上仅仅属于欠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而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2011年，这个占比还从未超过4%，有好些年份甚至低于2%，排在世界倒数的位置。至于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更不敢追问下去了。
关于教育投入，从中央到地方，为何一直“不敢”追上世界平均水平？我想，这还是跟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态和体制有关，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们国家采取的是“流官”制度，为官一任，“留守”一方，过不了几年又流动平调。在这样的制度下，官员们追求的往往是短期效应的政绩，但教育却是一项深不见底的长期投入，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必然得不到地方官员们的重视。不仅如此，在不太遥远的过去，还不时有挪用教育经费和苛扣教师工资的事情在频繁地发生。
而且，受当地资源和从业环境所限，从地方上考出去的高材生们，在毕业后能否选择回到家乡就业、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功利主义催生下的这种筛选和分流机制，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现象：这些“高素质”人才，普遍都涌向就业环境更好的大都市，以及收入水平更好的高净值行业；而本就偏远落后的小县城，则成了积贫积弱的“活寡妇”，日夜盼望雨露天恩。
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有限”和不均，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上，也体现在教育从业者的素质和能力上。
这套行之有效的筛选和分流机制，首先把极少数神童和天才（普遍智商超过160）送进了科研机构；而次优级的社会精英，有很多被吸纳进了公务员队伍；再次级的优秀人才，则在体制外的市场环境中，多数涌向了高收入的金融行业或互联网新兴产业……这套分流程序走完之后，才有一部分人在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从事基础教育。
这和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情形截然相反，他们是一流的人才从事教育，三流的人才当公务员；我们是一流的人才在官僚系统，三流的人才在讲台。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个人情怀而选择了当老师（毕竟，教育离不开情怀），但没有利益保障而仅靠情怀驱动的行为只是少数，且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很崇敬这些可爱的“少数人”对教育做出的贡献，但这类非主流的个案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套筛选模式行之有效，为什么还是遭到这么多人诟病呢？无论学生、家长、老师还是用人单位，对这些年的教育现状普遍都不满意。
我们虽然把优质的人才从人群中甄选出来了，但它并没有提升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然很有限；我们国家在近四十年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很大程度是学习或享受世界文明的发展成果所带来的。
另外，这个模式也并没有使我们的孩子成为更幸福的人。由于生命个性得不到绽放，他们和父辈们一样，都活成了彼此相似的一代人，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贫乏、空洞且日渐麻木。伤仲永！
究其原因，是在实用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底层逻辑下，我们中的大多数孩子，很早就被送进养鸡场，被动地卷进这场“筛选游戏”中去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孩子，普遍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不参杂功利心的玩耍时光。这些孩子的可怜之处，就在于过早地透支了生命的元气。连元气都没有，哪来的创造力？连元气都没有，拿什么享受美好生活？
这就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我们苦苦追逐的富强和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谁来回答我？
三、同一面红旗下的两颗蛋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下“告别宏大叙事”，但在这篇文章中，依然习惯性地运用了如此多的宏大叙事，并非我口是心非，而是因为“教育”这个命题的特殊性。
一个孩子自呱呱坠地以来，享受什么样的教育，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父母（监护人）、社会（社区）、国家（政府）多方面的要素共同决定的。相较而言，社会和国家只能塑造大环境，且这种“大环境”的改变空间并不大，也非常缓慢；在同一时代下，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直接的影响要素，还是父母。而且，孩子在尚未成年之前，并不完全具备独立做决策的能力，在如何选择教育方式和教育产品的问题上，父母的意志或意见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用这些“宏大叙事”的文字，帮助更多的家长，从更宏观更客观的视角，看清大环境的现状，从而替孩子做出更有益的决策。
同时，在对家长提出某些具体的教育建议之前，我想也有必要从相对微观的层面审视：在“历史三峡”的转型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多年，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发生了哪些变化。
改革开放，由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向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转型，激活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建设成效，但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发展不平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带来思想认知的悬殊。用作家余华的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里”。而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茧房效应，又在强化和放大这种认知差异，使得不同处境的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针尖对麦芒的情形。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撕裂便由此开始。
去年，著名学者刘瑜和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两人对教育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网民们乱成一团，差点打群架。
2020年11月，刘瑜在一次论坛上作了名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的公众演讲，很温和地批判了当下“军备竞赛”式（内卷）的教育现状，并“以身作则”地喊出：“我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刘瑜对当下教育内卷化的批评，确实是有的放矢，针对的是近几十年崛起的新中产家庭（参考黄磊、海清、陶虹等人主演的都市家庭教育剧《小欢喜》），却无意间“误伤”了远在丽江山区的张桂梅。
从行为的性质上说，张桂梅确实称得上是“鸡娃”中的战斗鸡，身患绝症，还要带病“鸡娃”，把一批又一批山区学生送上考场，送进大学。
但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刘瑜的孩子和张桂梅的学生，是生活在同一面红旗下的两个不同星球上，他们之间隔着好几光年的距离。刘瑜的女儿小布谷，出身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的成长环境，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所属的城市，都汇集了中国最丰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且触手可得。父亲还在他编写的哲学课程上写“献给我的女儿小布谷”，满满的爱和温情。对于她而言，生活处处皆可课堂，学校仅仅是众多场景和选择中的一种。
而张桂梅的学生呢？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些人的父母可能连汉字都认不全，甚至连丽江古城都没去过，谁来给这些孩子讲罗马史？成长环境的单一，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学校成了他们接受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场景和平台。没有伞的孩子必须拼命跑，在这场残酷的筛选游戏中幸存下来，才有机会走进小布谷可能已经待腻了的钢琴室和图书馆。
我在大凉山彝族和川西藏区支教的时候，也有一些升级做了父母的朋友，想把他们家孩子淘汰下来的玩具和书本寄给学校，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帮孩子在小卖部买垃圾食品都那么“慷慨”，怎么会看得上别人玩剩下的东西呢？但现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当我把布娃娃分给孩子们的时候，他们不仅不拒绝，而且还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刘瑜和张桂梅的这种站在两个孤独星球上的“鸡同鸭讲”呢？
回到唐德刚教授提到的“历史三峡”和社会转型，如果由帝制向民治转型真的是人心所向、时代所趋，任谁也扭转不了；那么，把更多的孩子培养成一个个快乐鲜活的普通人，就将是未来教育的题中之义。作为一个有哲学研究背景的学者刘瑜，她只不过是提前把这种平民教育的理念重申了一遍而已。事实上，也只有在具体生活和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平民教育，才能实现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而不是一切为了筛选和控制的伪精英教育。在过去，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受当下教育现状的迷惑和荼毒，很多人都遗忘了这段历史。
而张桂梅以带病之躯“赶鸭子上架”的背后，则是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底层现实。这帮光着脚的孩子，没日没夜地挑灯夜战，争夺那点儿可怜的、剩余的教育资源，也不过是希望有一天，成为可以和小布谷面对面坐着、自信从容地谈论诗歌和艺术的——“普通人”。
在转型社会，除了类似像刘瑜和张桂梅之间的这种阶层差异，在每个家庭内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代际差异。
孩子的爷爷辈，是在农耕社会晚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身上还带有浓厚的土地气息，对饥饿和革命的记忆，对血缘和传统道德的执着，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画像。
孩子的父母辈，则多是在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对土地的感情不再像上一辈人那么深厚，只残留少量气息。从村庄移居到楼房，面对不断变化着的新世界，过去的经验不断失效，又眼看着崛起的新生代拿着铁锹为他们掘墓，被时代抛弃的恐惧和焦虑日渐深重，脱发和绝经都是常态。
而千禧年后来到世上的孩子们，则是在信息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成长和生活，不自觉地要在线上和线下来回切换和交互。瞬息即永恒，咫尺亦天涯。对眼前人和身边事的理解（心理距离），常常颠覆上两代人的模式；但对常识和风险却没有应有的认知和警觉。
总而言之，无论是空间上（阶层和区域，线上和线下）的差异，还是时间上（代际和习性）的差异，都在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撕裂感和孤独感，这使得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如何把原子组装成系统？如何把孤岛连成群岛？这对家长和老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做父母？
这一章，我只对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提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不对教育部和老师提意见呢？首先，我不一定有资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上位者的宏图伟业，岂容小辈随便指指点点，这跟“莫谈国事”是同一个逻辑。其次，现在体制里的老师（尤其是乡村代课教师）也挺惨的，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有些都已经处在精神奔溃的边缘；不仅如此，教育官僚化和行政化，也很难让他们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理想来执教；我们应该给予老师的，更多的不是意见和建议，而是同情和谅解。第三，我对影响他们做出改变的动力没那么强，信心也没那么足，蜉蝣撼大树，不自量力。
但家长不一样，因为化整为零，也因为时代在倒逼他们不断学习，他们是所有教育要素中最灵活的变量。父母的改变，也会牵引和倒逼学校和社会的改变。家长的自我革命，本身就构成了这个社会温柔而有力量的变革。
作为一个合格的父母，首先就是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就是无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以什么方式对待你和社会，你都依然爱他。无论他是穷凶极恶的罪犯，还是高处不胜寒的伟人，你都依然爱他。这是最纯粹的爱，不增不减、不偏不倚、晶莹透亮、光芒四射。如果他考了满分，事事处处都听你的话，你才爱他，这不是无条件的爱，一点儿也不纯粹，他只是你展示权威和控制欲的对象。
为什么首先要强调无条件的爱？因为，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是这一切的根源。同时，无条件的爱也是孩子安全感和归宿感的先决条件，也是生命力量的源泉。只有在爱和期待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才更有可能获得幸福的人生。但无条件的爱并不等于无底线的纵容和无边界的宠溺。
所以，每一对情侣或夫妻，在制定造人计划之前，都要扪心自问：“我们有能力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作为一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请务必做好避孕措施，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你的伴侣，别急着把他带到世上来。
事实上，这些年墙上写的“优生优育”口号，其最重要的底层逻辑，也就是无条件的爱，其他所谓的优质成长要素都在其次。
在过去比较稳定的传统社会里，我们并不很强调这一点，受儒家“性善论”和二十四孝的浸染，我们天然地以为君父是永远爱我们的，如果他要把我们扔锅里煮了或是挖个坑埋了（“易子而食”和“埋儿葬母”），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实在找不出错在哪里，便诉诸于宗教“这是你前世造的孽，今生还债来了。”
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天下真的有不是之父母。小甜甜布兰妮的父亲就是个人渣。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后，在出发之前，用自己的小妾和庶子，换了朋友的一批马；多年后苏东坡奉召回京，父子同朝为官，他都懒得和儿子相认。
爱的背后，还有责任在，不仅是要把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抚养成人，而是在受孕之前就要问清楚：我们要把这个生命带到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来？如果你自己对这个世界都心怀不满，对未来也没有信心，晦暗苦涩，那我劝你别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
这里还要对某些传统思想浓重或精于计算的准父母们一个忠告：孩子是一个来了就回不去的生命（他就算死，也会死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你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那些仅把孩子视为工具的父母，我在内心深深地鄙夷之、唾弃之。我不但要唾弃你的肉身，我还要唾弃你的坟墓！
如果前面两个问题（爱和责任）的答案都是正向的，说明你具备做一个合格父母的潜力，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讨论父母该为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但这里不谈大的社会环境，只谈家庭氛围，因为在地上压根就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伊甸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孟母三迁，也迁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
家庭中首先要为孩子创造的是安全感和归宿感，它来自于陪伴、尊重与包容。一个在家庭里得到了足够多的安全感和归宿感的孩子，他的身体和人格健康成长的概率也会大一些，不仅如此，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也更自信、从容有力量。
这里还需要再说一点，中国的传统家庭一直很注重和谐的力量（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家和万事兴”，这是古老文明的特色。同时我觉得，这种“和谐”必须要建立在真实和坦诚的基础上，而不是由欺骗和谎言堆砌起来的假和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中国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和欺骗，最终，我们又要一次次地为我们的“诚信缺失”而买单。
我希望有更多的父母可以认识到一点：让孩子从小就接触真理和真相，在一个真实且坦诚的环境里长大，并不会削弱他的安全感和归宿感。家里没那么多钱给你买玩具，你是爸妈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爸和妈的情感关系破裂了，可能要离婚……这些事情让孩子知道后，真有那么可怕吗？天塌不下来！因为，在求真的基础上，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可选择的叙事技巧，帮助孩子构建他对生活的信仰。
同时，如果希望孩子身上具备真诚的品格，父母首先就需要以身作则、知行合一。举个例子，如果你认同唐德刚教授的“历史三峡”说，觉得我们必会由帝制时代转型到民治时代，如果你也向往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那么，你就需要在家庭内部先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和民主。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主动听取孩子对家庭事务的意见（哪怕这些意见在成年人看来是如此地幼稚和任性），并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处理分歧和冲突……社会和国家是家庭的延展，在由一个个专制家庭组成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治之国的。而我看到的很多情形是：很多在家里扮演暴君角色的成年人，却在街头大谈民主和宪政。时代在撕裂，人也在撕裂。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父母如何量力而行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教育产品。在此之前，父母需要对当前的教育现状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因为要兼顾更多人的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短期内，体制应试教育（公共教育）的现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由我们国家当前处于（而且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落后的事实，决定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这个大原则和任务下，公共教育最核心的职能依然是人才选拔，让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到最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去；至于公共教育如何实现公平公正，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它的重要性，只能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
换句话说，教育改革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且远远滞后于社会改革的其他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创新基本都是一些小微型的、非主流的民间机构在探索。因为它的试错成本低，且只需要满足一小部分客户（家长）的需求即可。体制内的学校，是一个庞大且陈旧的系统，光维持现状（不倒车）都已经很吃力了。作为家长，也不要指望学校老师会像你自己一样，充分照顾你家孩子的个性差异。他很忙，也很累，他有一整个班的孩子要兼顾，压力山大！而且，他既没有这个权限，也没有这个自由，不允许在你家孩子身上做任何先锋性的教育实验。家长对于学校老师的期待，应该调整为：不体罚、不性侵、不虐待、不把孩子逼上天台、不逼你辅导家庭作业……
那么问题来了，教育现状如此不堪，我们还有必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学校的功能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学校不仅仅是知识经验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场景和平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学校（现代教育）也成为我们生活范式的一种。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和试卷上的分数，孩子也需要在这个范式里学习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过集体生活。它是一个孩子在进入社会、扮演各种成人角色之前的预演和训练。
当然，这些内容不进学校也有可能习得，在台湾省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允许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在家上学。只不过，少了学校这种生活范式的体验，孩子长大之后回望童年，会不会感到遗憾？这就是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了，做任何选择都会有遗憾。接纳遗憾，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就算是选择送孩子去学校，内部也还有子选项：是去主流的体制学校（公办免费），还是非主流的创新学校（民办自费），又或者送到国外去留学？
除了人才选拔，体制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保障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具有普惠性。但它的教育质量有限，且带有日益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非主流的创新学校遵循的是市场原则和服务理念，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先锋性和创新性。与体制学校相比，也较能兼顾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原因也很简单，学生和家长如果对教育服务不满意，老师和学校就招不到生，收不到钱。家长如果付不起钱，学校也就不会吸纳你的孩子进来。在现实中，创新学校里的多数学生，是由于自身的独特个性比较难适应“养鸡场”的日常，才转进来的。选择创新学校的风险，是毕业后可能拿不到文凭，或文凭不受体制单位的认可。但我仍觉得，文凭和分数一样，都是次要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对世界充满好奇，有兴趣、有天分、有特长、不被失败打倒，他就有可能活成一个幸福的人。我是为了求知求善才接受教育，而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出国留学，我个人觉得，在充分征求孩子意见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家庭，还是要尽可能在适当的年龄，送孩子去国外留学。这并不代表我看不起国内聚众扎堆的世界级双一流大学（虽然事实上也是如此，确实看不起），而是我觉得：只要有机会，鸡蛋一定要飞出高墙，尽可能地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就算自由会带来数不清的问题，那也值得。看海的人，怎么可能只是在看海呢？
同时，置身在一个与国内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异国他乡，将是孩子最好的学习场域和实战基地，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在绝境中拓展生命内部对他者的兼容能力，基因突变往往也由此产生。
无论选择哪种学校，作为父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发现他的天分和特长，并为他的个性绽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剩下的事情，便是静待花开。
如果他喜欢画画，就别逼他进国足为国洗耻了；如果他不是弹钢琴的料，拜李云迪为师也没用；如果他就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比如说我），就算给他报补习班，挤进了名校，满足了你的虚荣心，他也会活得生不如死，倒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在这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下，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天赋异禀，国家很早就盯上他了，用不着父母瞎操心。各种奥赛班、物理竞赛和化学竞赛，就是为选拔和培养这类人而准备的。而且，优先甄选的基本都是在理工科有优势的孩子，然后便是大学保送制度，比如说李健和撒贝宁。真正的神童是不用参加高考的（和一群普通人同台竞技，是对神童的侮辱），在那之前，他们就被抢走了。作为父母，你只需要问：你的孩子，具备这样的潜力吗？我相信大多数都没有。所以，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如何让一个资质平庸的孩子（比如说少年的我），具备获得幸福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社会科学家给出了幸福的量化模型，但我觉得都不恰当。因为，幸福本身是无法被量化的，它只能被描述。描述幸福最直观的词，我觉得就是“热爱生命”。这里的“热爱生命”既包括如何爱自己，也包括如何爱他者；或者说，主体和他者本来就是统一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就教会孩子某些成熟的技能和经验，但唯有“热爱生命”是教不出来的，那是一种超越固有的具体范式的状态。这里自然就延伸出一个词——美育。“上行下效”没有用，但“培土”和培育或许可以。在知识和技能之外，是生命能量的流动。孩子不一定是爱的结晶（也有可能是某次避孕失败的结果），但伟大的艺术肯定是。不一定所有的艺术形式我们都能欣赏得来，但并不妨碍我们过一种艺术的人生。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必须放弃强势姿态和强功利色彩，因为，没有弹性的“养鸡场”，只能培养出千篇一律的机械产品，而看不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产品出来了，但灵魂被狗吃了。
教育最困难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模型；同时，也不可能有一个可量化的“投入——产出”的绩效标准。这也就是在提醒每一个父母，在把孩子带到世上来的那一刻起，就要做好他有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人的思想准备。他不一定会完全遵循你的意志，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但即使如此，你也要接受，这才叫无条件的爱。父母、老师、社会、国家所施加的教育手段和内容，对孩子将来成为哪一种人会有影响，但这影响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说，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规律和动向，他有自己的路要走。父母只能施加影响，无法全局掌控。这是理性的有限性，也是教育的有限性。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试图掌控一切的人，结局都不太好，有些人甚至还被挖出来鞭尸，挫骨扬灰。
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放低对教育的预期。同时，好的教育还要求人们以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去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父母要适时地放下某些固有的成见，在动荡和不安中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不然，总有一天，你不但会被时代抛弃，也会被孩子嫌弃。
在这层意义上，不是我们在教育孩子，而是孩子在拯救我们。他的到来，帮助（甚至是倒逼）我们和这个世界产生更多元更深入的联结。感恩他的到来！
终身学习是应对加速流变的外部世界做出的反应，除此之外，父母还要有敏锐且深刻的自我觉察。这里至少涉及到两方面，首先，是对历史传统（时代烙印）和个人习性要有觉察。文化惯性的牵引力是如此地强大，也总有一些人，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热衷于“开倒车”。作为父母，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必须认识到历史和传统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烙印和习性；有哪些烙印和习性，必须在你这一代终结；有哪些烙印和习性，允许传承给孩子。
另一方面的自我觉察，是针对自己的情绪和潜意识，尤其是焦虑情绪，很容易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转嫁和投射到孩子身上，让他跟你一样，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之中。另一种经常能看到的转嫁和投射，便是父母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和遗憾，潜意识里会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实现，更有甚者，有些父母生养孩子，纯粹就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意志或理想。这个时候，孩子就很容易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工具人”，或者是乖戾的反社会人格。
顺着自我觉察的思路，针对历史传统、当下国情和国民性的某些问题，我还想再提一点：不要回避性教育。
性是身体政治，而身体政治是一切政治的原点。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行使我们的权利，最根本的体现，就是我们如何使用和呵护我们的身体。现代社会经常喊的口号是“做自己”，但做自己首先要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由此延展出去，识别肉体与灵魂、主体与他者、权利与边界、个人与系统、私利与公益……这些相对应的概念。
不仅如此，性教育对生命起源、自我认知和人格成长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星空依旧遥远，但人类早已不再神秘。作为父母，有必要放下对性的羞耻感，坦然地和孩子面对自己的身体和欲望。
很多家长或许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确实很难跨出第一步，我的建议是：不妨从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性开始。比如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雌雄同体的生物，有一些鱼就会根据水的温度不同，改变自己的性别；再比如说，有很多生物是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来延续后代的；再比如说，同性之爱不只发生在人类这个物种，在有些猴子和猩猩那里也存在……以上这些内容作为楔子，或许能顺理成章地和孩子打开关于“性”的话题，也能把“愚蠢的人类”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或参照系中去审视。久而久之，人的同理心范围也能外延到其他物种，构建更丰富多元的命运共同体。
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如果都能做到，距离一个合格的父母，应该也就不远了。但这些内容并不能涵盖教育的所有内容和要求，它只是冰山一角，是我自己觉得它很重要，所以才罗列出来，给读者参考。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多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在新婚之夜多抄几遍教育部颁发的指导文件，学习强国嘛。
在即将告别的父权和帝制时代，往往是施教者（家长、老师和帝王）对受教者（学生和老百姓）提要求和打分；在未来的平权和民治时代，这种要求和评价会是相互的，孩子也可以给父母提要求和打分。一个家长称不称职，是不是好父母，当父母的单方面问心无愧恐怕远远不够，还要听听孩子对父母的评价。
在这层意义上，我也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愿意生孩子。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教育成本居高不下），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没信心。一方面是对未来没信心：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要把他带到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来？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没信心：我们会变好吗？我们会对这个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对生活的信念问题，坦白说，如果你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念和爱，那最好还是不要当父母。人口出生率和人类是否会灭绝这样的问题，轮不到你来操心。不是把孩子生下来，你就天然地具备了当父母的资格，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最后，还要提一点，我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教育现象，是很不乐观的。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谁的胸肌大，谁就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遗憾的是，人类的灾难，很多都是由国家竞争造成的。在这一层意义上，理科生很不幸地成了国家竞争的核心力量。不仅如此，理科生也被认为是引领时代进步的核心力量，比如说，想要带领人类移民到火星去的地球首富马斯克。相比之下，文科生就落寂了许多。
但我的问题是：就算科技进步能壮大国家力量，带领我们离开地球奔赴火星，但去了火星之后呢？怎么办？
我们还是要带着某种生存范式在殖民地（火星）落地生根，还是要依靠这种生存范式，才能在新的家园组织人力和物力，去建构新的文明。这就是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这条腿不能断！
五、你若安好，世界就会变好！
这一章是总结陈词，回到问题本身，在“历史三峡”的转型期，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维度的转型中，最重要最深刻最持久的，依旧是教育和文化转型，因为，“历史——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民族的底层操作系统，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改变，才能真正使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和文化转型的本质，就是以新人文主义之箭，向实用理性和功利主义开炮。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没能完成的任务，在新时代依旧要继续完成它——走出三峡！
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有它自己的“叙事任务”要完成，那是在建国初对人民许下的承诺，需要一点点去兑现，虽迟但到，不忘初心。但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一艘笨重的巨轮，每一次转身都异常艰难，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因此，我更多地是把这种文化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千千万万的家庭身上。在孩子的启发和带领下，它有更强劲的动力、更清晰的目标、更灵活的身姿，也更能克服历史惯性，与现代文明和新人文主义接轨。
量变产生质变，一个个传统家庭内部的文化转型，也必将带来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转型。就像熊培云在书中所说的：“先问你要去哪里，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一个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而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
最后，我还想说，人都是要死的，在这层意义上，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这是每个人被扔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但怎么活，却为每个个体预留了不同程度的选择空间。生命的过程和细节，才彰显出它的本质内涵和核心意义。教育和生活，就是在那个可选择的有限空间里，实践出生命的意义。
祝每个孩子都能活出生命的充沛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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