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你的孩子回首童年时也只剩红领巾和韩梅梅
儿童节真不是一个属于儿童的节日，赶上周一，孩子们放了假父母也不能陪他们玩耍，接送还成了难题，最后只能苦兮兮地回家做功课。倒是翻看朋友圈，成年人们都在集体嗨，红领巾大白兔李雷和韩梅梅这些经典的童年标签又到了被拎出来怀念一遍的时刻。
可是以红领巾和韩梅梅为代表的童年，到底有多值得怀念？
昨天一套“80后英语专场中考”刷爆了朋友圈，无数人折在了“李雷和韩梅梅在书里有过多少次对话？”这道题上，你以为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有多少次机会单独聊天？三次？六次？还是十次？答案是0！
如果不是李雷和韩梅梅给80后们增加了无数津津乐道的谈资，人教版这套教材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对话刻板乏味，缺乏实用性，完全没有教会学生如何用英美思维思考问题，催生出不知道多少哑巴英语。一句“how are you”总是让人条件反射一样地接出下一句“I’m fine,thank you!”
即使是李雷和韩梅梅这样美好的爱情故事，也不过存在于我们的想象里，我天朝的教科书里怎么会允许早恋这种事情的存在？连对话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好么！
相比教科书，红领巾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存在，我偶尔会想起初中英语的经典句子，却一次都没有怀念过佩戴红领巾的日子。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们是否还在接受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你可能会说，这套骗人的鬼话谁信呢。别说，当年的我还真信了，以至于一戴红领巾就在思考两个问题：1.烈士的献血是如何保存到今天的；2.要有多少烈士才能染红这么多红领巾？
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太久，因为很快我就发现，红领巾不止跟烈士的鲜血毫无关系，还是学校敛财的重要工具。每天学校门口都有监督员站岗，专门检查红领巾的佩戴情况，未佩戴者不止要全校通报批评还要责令当场购买一条新的。
为了防止我这样的马大哈丢红领巾，我妈每次都十条十条的买，截至我小学毕业，光红领巾就买了不知道几百条。小学毕业那年，我妈把留存完好的红领巾统统送给了她同事的孩子：这些红领巾已足够她用到毕业。
除了买红领巾，我的另一个童年阴影还是和红领巾有关，那就是系红领巾。我直到小学毕业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系红领巾，六年级那年我们作为代表给低年级的同学系红领巾，我系了十几分钟，急得满头大汗还要在小朋友面前故作镇定以免失了学姐风范，可惜最后还是系成了一个死结。小朋友礼貌地给我打了一个队礼，我当时恨不能找个洞钻进去。
不过红领巾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作文里，红领巾是万能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思想有过什么动摇，总之低头看一眼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再难的事儿都能克服。写的人知道是假的，看的人也知道是假的，就像皇帝的新衣，谁也不会说破。
其实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之后，我已经不太丢三落四，选择不戴红领巾更多的是对这种强制洗脑教育的反感。遇见门口查岗的人，最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我在前面跑，他们在后边追。奔跑，是我一种本能的、微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反抗，而我同桌的反抗方式更为激烈，他直接用红领巾擦鼻涕。
即使是现在，也没有几个孩子会喜欢这条强加在他们脖子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可是最近这几年，红领巾却重新在成年人之间流行起来。
对于成年人来说，红领巾当然不存在什么政治意义，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过是放点情怀在里面而已。若是上纲上线横加批判，那跟当年强行将红领巾绑在我们脖子上进行洗脑的教育工作者们又有何异？
只是如今很多80后们也都已为人父母，情怀之外，自嗨之余，是不是能多一点童年反思？
多少人一提起童年青春这样的字眼条件反射的弹出的一个词是“疼痛”而不是“幸福”，这跟当下青春题材影片的泛滥不无关系，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自豪地说，我曾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你以为这些有浓厚童年情结的80后家长们会给自己的孩子一个美满的童年吗？未必，我认识一个母亲，给她只有七岁的孩子报了至少10个学习班，只为不输在起跑线上。我还试着跟一个女孩的母亲聊女孩早恋的问题，“她敢？我打死她！”这位母亲激动地说。在这个草榴快播泛滥的今天，家长们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棍棒，而不是对孩子进行爱与责任的教育。
韩梅梅已经渐渐淡出了教科书，红领巾也许不再像我们那个年代一样“无所不能”，但是韩梅梅和红领巾曾经加载在一代八零后孩子们身上的那道锁，依然没有解开。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别让童年的“疼痛”在孩子们的身上重演，不要让他们十几年后回首童年时也只剩下乏善可陈的红领巾和韩梅梅。
